word文档国家和土地所有权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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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产权变迁的逻辑怀着对30多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的敬重之情,我认真研读了周其仁先生的经典之作——《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这篇文章结合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深入阐述了中国农村产权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周先生详细分析了30多年前农村产权变革发生的推动力和制度最终确立并得以长期化的可能性。农民通过部分退出权不断和国家上层进行博弈,终于在自然灾害和其它偶发因素的“积极配合”下,使得承包制和私产制被上升为国家意志,并被全局合法化。更为积极的是,农村产权改革形成了“家庭——村庄社区——地方政府”的联盟与国家之间通过正式和大量非正式的交易(即权利平衡)推动产权改革,而不仅仅是上层政治结构这一种或那一种权力的平衡。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是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长期增长的关键,但国家不会自动提供这种保护,除非农民和农村社区精英广泛参与新产权制度的形成,并通过沟通和讨价还价与国家达成互利的交易。这篇文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国家与产权关系的理论,第二部分概述改革前农村产权制度的特征及由来,第三部分研究在人民公社体制内包含的变革因素,第四部分分析上世纪80年代农村产权改革的经验,最后作者给出一个结论性评论。在第一部分里,作者指出经济学家们阐述产权的“排他性收益权利”时,通常都要强调产权是被强制实施的,因此产权需要寻求国家的保护。然而这种保护不是免费的,国家极易通过其合法暴力的垄断地位索取更高租金,导致所有权残缺。从而形成了一个所有权悖论的逻辑:一方面,所有权不能完全不要国家而得到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国家的引入又非常容易导致所有权的残缺,以至于我们即使在理论上假设存在着一个理性国家,也无法完全避免无效产权的后果。作者由此引出诺斯难题: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但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对于“诺斯难题”,作者给出了一个假设:只有当社会与国家在对话、协商和交易中形成一种均势,才可能使国家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产权创新之间达成一致。简言之,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既不是孤立的国家(无论它多么明智),也不是孤立的产权形式(无论它们多么有效),而是产权与国家之间先是随机进行、而后被制度化了的默契。然后紧紧围绕这一假设展开对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变迁过程进行阐述。第二部分里,作者指出在国家控制的集体经济下,通过对农民私有权的剥夺来获取农业剩余的国家积累,为工业化发展进行资本积累。但这种农工差异化的产权,一方面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则以消极怠工、低效监管等方式做出回应。国家控制的集体化经济,存在着对共同生产监管活动缺乏激励而引起的无效率。第三部分里,作者指出国家控制集体经济的收益费用结构是制度变迁的起源。通过1952-1982年间数据印证,这一期间国家的费用指数增速显著高于收益指数的增速,这迫使国家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这一调整弱化了公有化程度,农户开始拥有一定的剩余权,一定时期内繁荣了农村经济。剩余权已经部分被引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系统,虽然它尚未被制度化,甚至还不合法,但它的存在已经改变着人民公社体制不可交易的僵硬性质。第四部分里,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农村产权改革的历程。国家为了解决费用制约对农村发展的束缚,开始了缓慢而又局部化的农村产权改革。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中国农村改革在省一级范围里悄然展开,通过分权决策使新产权安排首先完成局部合法化,继而农户通过全面退出权与国家之间进行博弈,最终实现新产权全国范围的合法化和长期化。围绕产权创新的中央政府与农民两极之间做交易的模式,发展为“农民—社区—地方—中央”多极之间的谈判、沟通和交易。最后部分里,作者进行了总结性论述,中国农村产权改革的胚胎在人民公社时期就已形成,即生产队自主权和家庭自留经济、社队企业。起初,农户通过部分退出权保护自己,接着他们深刻的影响国家控制农村经济的费用——收益结构,在自然灾害和历史偶发因素的配合下,多数产权创新首先完成局部合法化,并进而改变中央政策的政治平衡和完成全局合法化。在此框架下,一次性的短期交易发展成多次性的长期交易。以上就是这篇文章五部分的主要思想,由于旧有农村制度严重阻碍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在农民积极要求变革的背景下,加之国家无力为低效、高成本的一大二公农村集体经济支付高额费用时,被迫作出产权让步。在农户和国家权力不断均衡的过程中,一种新的双方受益的产权诞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一组新的契约取代旧的契约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重新缔约过程,但缔约的前提是缔约者的自由选择权。我国农村改革30年的主要经验,就是尊重微观行为主体的自主选择。周其仁先生的这篇经典文献发表至今已近20年,此后作者转向其它领域并取得了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在这期间,我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三农问题被提到了“重中之重的”的位置,农业税被废除,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尽管如此,我们也注意到,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的土地权益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正在遭受着新的损害和危害,并导致了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那么在新一轮土地变迁过程中,国家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有什么强烈的动机去这样做?在新的一轮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同样应该是具体而清晰的。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国家与农民如何通过良性互动达成新的利益均衡,实现国家与农民利益的双赢,不仅正在考验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同样也向经济学家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在探究相关问题答案时,这篇经典文献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冷静的思考,也包含着作者对于农村发展的那份沉重的责任。涂玉龙2010级产业经济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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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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